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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的堅持

十月 27, 2009
高鐵的堅持  
 
 
梁啟智記得三星期前,在石崗碰到商台的黃永。他問我為什麼關心高鐵,大慨以為我會重複那些標準的抗爭口號,我卻說:「這是個學術上的堅持」。自參與「新高鐵專家組」的倡議工作以來,過去數周忽然不斷在媒體中出現,而且常常被冠上「學者」二字,弄得自己誠惶誠恐。我承認,我可以在傳媒面前說話,多多少少和學術背景有關。然而我要說的道理,其實一個小學生也能夠明白。最少我以為是這樣的。

十月十三日,我帶同一大班記者到圓方商場,驗證東涌線九龍站和建議中高鐵西九龍總站之間的轉乘困難。我們提出新高鐵方案的一大理由,是因為西九總站雖然設於市內,卻因為接駁問題不便旅客乘搭。相對於政府近乎口號式的「西九總站的接駁是世界級」,實地考察該更有說服力。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從傳媒的立場出發,我知道他們有說故事的考量;從倡議者的角色出發,我當然希望公眾支持我的立場;然而從學者的角色出發,我希望公眾的選擇是基於事實和道理。所以,我有責任把研究方法的所有限制說清楚,包括那些有可能影響自己說服力的細節。在出發之前,我向在場的記者多番解釋路程起點和終點的選擇理念,又指出每個人的步速都不一樣,三十歲的男人會走得比六十歲的婆婆快。可惜,這些學術上的嚴謹只得到很有限的回應。例如我向攝記強調抱行李下樓梯的情應該不會在西九總站發生,他們卻因為畫面好看而堅持要拍下來。又例如當天的行程需時竟然比估算的十二分鐘還要長,我便向記者說明各種影響了考察結果的因由,結果只有少數傳媒在報道中提及。

我不是沒有想過,既要戴上學術的帽子,又要跳進日常政治中的泥漿,所要面對的挑戰。在網上論壇譏為「蛋頭學者」,是意料中事。要在匿名世界扮專家很容易,我只希望他們對政府的方案可以同樣嚴謹。在學術圈子又如何?有些同行從批判社會理論出發,根本上反對興建高鐵。我原則支持興建高鐵,反對的只是興建方法,在他們的眼中自是修正主義者,同樣不可信賴。裏外不是人,沒所謂,反正又不是第一次。

也大概可以想像,我已經成為某些公務人員相當憎恨的對象。好像是只要我在地圖上隨便畫幾個圈,他們便要幾晚通宵來回應;事實上,我自己也數不清自年初以來,幫村民和社會團體畫過多少個替代方案。或者是命運讓我們走上對立面,我只好在這兒和這些公務人員誠心的說一聲抱歉。如果前期的公眾參與做得好,如果當局願意全面公開各項數據,我絕對不想用這種方法和政府周旋。我知道很多工程出身的朋友,可能會因為技術上的粗糙而輕視這些替代方案。但我是念社會科學的,我知道它們還有凝聚社會討論的功能。

只要凡事講道理

過去兩周的事態發展,卻讓我倍感唏噓。決策官員戴上假扮客觀的臉譜,以技術的討論蓋過背後的政治議題,我倒是有點心理準備的。畢竟這種「非政治化的政治」,古今中外的學術研究多不勝數。然而當來到自己身上的時候,卻發現有時建制不講邏輯的程度,真的是低處未見低。

十二日和政府與港鐵代表的會議當中,一張長桌圍十五個工程師,氣勢相當迫人,只剩下我和邱誠武副局長去當沒有工程專業資格的少數。沒相干,只要凡事講道理。路政署的代表相當進取,不斷向我們查詢新方案的細節,目的當然是要尋找否決新方案的痛腳。然而當我們查問政府西九站方案的細節時,卻只換來一句又一句的無可奉告。

「唔關你事」

新方案建議在錦上路設高鐵總站,然後以機場快線延線連接市區。總站毋須設於市內,旅客卻可以比政府的方案更快到達市區。就此,專家組已經計算了從全港十八區經西九龍或錦上路前往中國內地的需時,發現對於多數市民來說,原來錦上路會比西九龍更方便。面對如此清楚的結果,政府仍然堅持設站於西九龍,想必有些我們沒有的數據支持。可惜當我們書面提出數據要求,等了四天後卻只得到一句回應: 「唔關你事」。我還以為只要年滿十八歲,在香港住滿七年,就關我事。

另一個來自建制的奇怪指控,是新方案的預計造價被評過低,後面其實就是一條小學生的數學題。新方案的造價只需二百五十億,遠遠低於政府的六百五十億。建制不問就裏,便立即批評新方案的預計造價過低。據稱,西港島線只有三公里長,造價已達一百五十四億,所以他們認定新方案的造價不可能只需二百五十億。然而如果如此簡單的加減乘除就可以預計造價,引用同一套的邏輯,二十六公里長的政府高鐵方案豈非需要一千三百億(即(154/3)x26)而非六百五十億?可是我們卻沒有聽過任何政府方案預計造價過低的批評。如此粗疏無聊的數字遊戲,竟然被拿來當支持或反對一個數百億項目的認真理據,當選民和納稅人的公眾又豈能不心寒。

事到如此,當記者來電告知政府指控新方案會拆毀大量民居的時候,我已只可能一笑置之。新方案的詳細走線當時還未公布,政府根本沒有任何方法客觀評估新方案的社會影響。也就是說,政府拒絕一個可以為納稅人節省數百億的方案的理據,原來完全是基於憑空猜想。

其實只要重溫政府態度的轉變,不難發現後面的政治計算。回說十五日的晚上,港鐵還邀請我們作第二次的專家會議;然而到了十六日的晚上,政府卻突發聲明稱不會再考慮新方案;到了二十日的中午,行政會議已經通過了政府的方案。如此快速急轉灣,恐怕不可能是出於嚴謹學術的分析,只可能是政治策略的安排。

但我是搞學術的,政府的潛在目的,我不想想得太多。這幾天有記者不斷問我,政府拍板了為何還要搞下去?我想做的事情很簡單、很卑微,就是無論誰想說服我,都得先把理據說清楚。幾百億的工程,更不能含混過關。如果不清不楚,我就要死纏爛打到搞清楚為止,無論對政府的方案或是專家組的新方案都一樣。我想,這原則無論在大學講壇或者立法會議事廳都應該沒分別。這點,也就是我所說的「學術上的堅持」。

 [刊於 《明報》200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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